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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古玩陶瓷鑒定領域的老鼠村現象

瀏覽: 發表時間:2020-06-09 00:49

我國文物古玩鑒定,追溯淵源,古來有之。但從歷史上北宋中晚期、明代晚期、清代康乾盛世和清末民初時期的四次收藏熱來看,文物古玩鑒定無疑貫穿其中的。只不過,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興起的第五次收藏熱,反映全民參與收藏的熱度和文物古玩仿造規模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在巨大的利益沖擊下,加上許多專業鑒定工作者的不圖進取,嚴重與市場脫離,導致鑒定這一領域的混亂,出現“老鼠(小偷)村”現象也就不言而喻了。

  宋代、明代和康乾時期的文物古玩收藏,不包括皇家性質的收藏,民間只限于少數官宦和文人學者愛好此道。文物古玩造假、文物古玩鑒定只是小范圍,所以鑒定成就也就很有限。流傳下來的“著錄”除明曹昭撰的《格古要論》是中國現存最早的文物鑒定專著具有影響力而外,其他多見于文人的雜記和小說之中。真正興起的文物古玩鑒定之業,是清初康乾至民國時期。清末至民國古玩行業興盛,主要是國外對中國文物的瓜分和關注,國內一些有識之士的保護性收藏,使得大批古董要買進賣出,文物古玩鑒定成為重要的一個環節。從此也關系到古玩行業中每個人的榮譽和身家性命。比如,古玩商沈古甫因花10萬元買了幾件假乾隆官窯瓷而傾家蕩產,古玩商劉東軒因將一塊真黃田石看走眼而活活氣死。所以,民國的古玩業界的人,都極其認真鉆研鑒定方法和苦練鑒定基本功。從而造就一批真正務實的文物鑒定專家。廣州許之衡(1877-1935),北京孫瀛洲等老前輩在當時都是數一數二的鑒定行家。解放后進入故宮博物院的文物鑒定專家,除了陳萬里老前輩是我國近代第一位從民國時期走出書齋,運用考古學的方法對古窯址進行實地考查的古陶瓷學者而外。孫瀛洲老前輩就不用說了,耿寶昌老師在進入故宮博物院之前,也是從民國時期的琉璃廠學徒而摸爬滾打出來的古陶瓷鑒行家。耿寶昌老師雖然年事已高,但他是故宮博物院靈魂的守道者,退休之后始終堅守著自己的底線。書畫方面,隨著徐邦達、謝稚柳、啟功并稱為“中國書畫鑒定三大家”的鑒定大師們相繼離世而留下的空缺,竟一時無人填補。這些鑒定大師們貢獻和作為,是近現代歷史上的豐碑,無論他們從業務到做人底線都是我國文物鑒定業的楷模。

  鑒定領域的“老鼠村”現象,是從改革開放以后才逐漸形成的。這個題目確實很扎眼,文物鑒定領域的一些“專家們”看到一定很不爽,這不是成心讓人家難受嗎?但先別急,聽我慢慢的講一個上個世紀90年代發生在某省一個村莊真實的故事。當聽完了故事,再結合如今鑒定領域的很多不正常和整個鑒定界的壞名聲,就知道為什么要起這么個題目。晚生后學,確實沒有資格說三道四,但有一位敢在西門子大門口砸冰箱的中國人說的好:“面對那些曾經有成就的人,我們繼承他們的好的,批評他們的不好的,這是對他們最好的紀念。”鑒于此,拿鑒定領域的混亂不堪來打個“老鼠村”這樣的比喻,也算是批評他們不好的現象吧。

  話說某省的某個村莊,原本是民風淳樸、積極向上、安定和諧、沒有雜七雜八事情,但就是比較貧困的這么一個上百戶人家。90年代以來,村里陸續出去幾個不好好讀書而中途輟學的年輕人到外邊闖蕩社會。因為沒有多少知識和技能,最要命的是還不想干力氣活,輾轉了幾個城市后便把身上的錢全部花光。因為離老家有上千里的距離,幾個人的余錢連吃飯都成問題,何況還有每人好幾百元的車費。怎么辦?有人提出晚上去偷人行道上的下水丼蓋賣錢。于是幾個人貓在角落里候到半夜時分,一鼓作氣把人行道上的井蓋給翹了下來分別裝進蛇皮袋,偷偷摸摸的扛到廢品站給賣了(當時市場鋼鐵價格賊高)。他們用換來的錢美美的飽餐一頓,然后大天亮再潛回原地看看有沒有公安調查。令他們意想不到的是根本就不見公安的影子,只見馬路邊上停著園林、環衛、自來水的好幾輛車,都忙著陸續補井蓋呢?這下他們明白了,這些相互扯皮單位,有了到派出所報案折騰的功夫,還不如立馬就換上省心。于是這幾個扒井蓋的小偷就不再擔心什么了,隔幾天換個城區再扒人行道上的井蓋,短短多半年功夫,他們就扒遍了這個城市的大街小巷,公安愣是沒有逮著他們,錢自然賣了不少。甚至每人比他們村里開商店的老板都“賺”的多幾倍。

  年底回到村里取上了媳婦,安排家里蓋起了新房。老鄉們看到這幾個年輕人立馬奔到數萬元戶,就連鄉長都不想干公職了,也想跟著這些年輕人闖蕩江湖去。奇怪的是整村人并沒有懷疑他們在外面怎么賺錢的,只覺得他們娶媳婦和蓋新房是多么了不起的年輕人。后來這些年輕人的親戚萬般要求下,都讓上高中和初中的孩子也跟著他們去闖蕩江湖。再到年底回來,好家伙都開著豐田小貨車回來了,村里一下子成了“縣運輸公司”,整個村的人都傻眼了,反正大多數的孩子干脆都不上學了,死也得跟著這幾個村里的能干人出去賺大錢。就是連那些干正經生意和踏踏實實種田養雞的實在人也加入到這個算來龐大的“隊伍”。后來這個村有組織的分散在各個省份和各個城市,最早期的城市井蓋全部讓他們割韭菜一樣,割了一茬又一茬,導致各個城市里出現他們本村和相鄰的幾個村,在外地很多的廢品站老板和廢品加工廠,可謂是“偷盜、銷贓、運輸、加工、變現”等一條龍服務的龐大聯合“軍團”。當地政府因為有源源不斷的匯款流回來,間接的支撐了當地財政和帶來的消費市場。即便知道這些村民干著違法的買賣,也都樂于接受了。這就是某省一個村莊如何變成小偷村的歷史演變過程。這個地區,甚至這個省,因為這些“老鼠村”的實際存在,而被牢牢的貼上“小偷”的標簽。給整個省的人民帶來無盡的苦惱。我們再來看看當今的文物鑒定領域是什么樣的一個狀況,從開始發展到今天的一個局面,確實有相似之處。

  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經濟快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對文化的需求越來越強烈,民間文物藝術品收藏活動空前的活躍。尤其80年代到90年代是中國專業盜墓瘋狂和廣大民眾參與盜挖的10年。90年代之后,國外拍賣拍賣機構在香港設立分支機構,不斷拍出的天價文物古董,刺激著大陸的收藏市場越來越狂熱。面對龐大的市場文物鑒定需求,文物鑒定機構和文物鑒定專家成為這一時期的香餑餑,甚至成為收藏市場上的靈魂性人物。反正只要具有故宮博物院、國家博物館、國家鑒定委、古陶瓷學會、考古所、收藏協會等背景的學者和專家,甚至一些單位的行政人員也都涉入到文物鑒定領域。當時文博界流行的潛規則是:要得火,就胡說。要得狂(名氣),就做狼(喪失良知)。要得忙(撈錢),就坐堂(走穴)。

  一些媒體的無知宣傳,電視臺“鑒寶”節目的大肆炒作,加重民眾對收藏的狂熱和不理智。文物政策的滯后,文博界人員管理的缺失,使得一些機構和個人失去求真務實的理智和良知。雖然名文規定文博界鑒定機構和從事鑒定的在職人員不得從事社會文物古玩的鑒定,但并沒有相關制裁措施,也沒有實際限制文博界知名專家和相關人員退休之后所從事的社會活動。這給一些有名無實、有專無道、倚老賣老和唯利是圖的一些“偽專家”創造了良好的發財機會。我們想想,如果把文物專家比作一名法官,但他們既不精通法律專業,也不顧國家尊嚴,更不講究職業操守。那么,冤假錯案和草菅人命的現象就會頻頻發生。這樣的偽法官越多,社會就會越來越混亂。文博界有太多的“偽專家”接連出現,加上文博界的整體的沉默,使得這些“偽專家”大行其道,導致中國整個收藏和鑒定進入無序發展狀態。前后上演了“假北魏陶俑”、“北京古玩假鑒定證書”、“河南某國有博物館公開展覽贗品”、“贗品挺進人民大會堂”、“捐假國寶到汶川”、“聯合國國寶評獎”、“假壺王”、“24億假金縷玉衣詐騙案”、“387萬汝瓷案”、“收藏協會檢測試驗室”、“2.4億假玉椅案”、“徐悲鴻假畫案”、“坑爹連鎖拍賣公司”、“廣東山寨博物館”、“河北山寨博物館”等一系列荒唐事件。當然還有許許多多的荒唐事件,筆者就不一一列舉了。

  這些大案要案和荒唐事件的背后,多都都有這些倚老賣老、徒有虛名的文博“專家”和民間“草臺專家”參與其中。一些人由于閉門造車,確實忽視了現在文物造假能力,對社會上出現的各種圈套認識不清,往往被人利用。

  還有一些“偽專家”曾經在文物領域有所貢獻,可是他們退休之后的“老眼昏花”、“黑白顛倒”和喪失作為一個文博工作者職業底線的做法,確實讓我們很費解。這些文博界的“老專家”以及之外的某些“新專家”就不是這么簡單了,根據本人對他們的熟悉和了解,不單單是“眼力”不行的問題。貪得無厭、晚節不保、相互取暖、相互勾結、狼狽為奸等是他們共同的特點。更有一些民間團體,說他們是“團伙”并不為過,他們收藏大量贗品,為了變現,則想盡一切辦法拉攏許多文博“偽專家”和政府官員站臺為贗品翻案,導致很多企業家上當受騙而遭受巨大損失。他們對社會的正當懷疑和質疑置若罔聞,輕則聯合惡語攻擊,重則打擊報復,成了一個名符其實的“收藏黑手黨”,嚴重背離收藏文化的優良傳統。故宮博物院、國家博物館、國家鑒定委會、某些考古單位、某些文博院系、社科單位、收藏協會等這些國家權威機構,都叫這些胡亂發揮余熱的“老磚家”給敗壞了名譽。也讓很多在職人員和很多務實的文博界同仁們蒙羞。人們不禁要問:中國的文博領域、收藏領域和鑒定領域怎么會是這樣呢?其實接連發生這樣的事并不奇怪。

  聯想中國現在的很多惡劣現狀,其實大多是我們自己造成的,那就是各掃門前雪的冷漠,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都玩中庸之道,最終使得惡人越來越猖狂,奸商越來越有恃無恐,毒奶粉、毒牛奶、轉基因、地溝油、有毒食品等紛紛登場。世風日下,贗品仿造沖擊,好的東西越來越少。有錢的可以移民,沒有錢的怎么辦?即便你怎樣?但又能怎樣呢?沒有輿論和缺乏譴責批評的社會環境,喪失道德和良知的社會環境,即便再富有,也將會陷入深重的災難。

  目前,文博界的一些“無恥專家”、收藏界的一些“文化黑幫”、收藏界的一些“文化流氓”、收藏界的一些“白癡”和“神經病”、拍賣界的一些“黑拍公司”等,是中國整個收藏環境惡性發展的“毒瘤”。如果沒有一個正確的輿論環境和正確的理念引導,沒有更多的批評和譴責,沒有有效的懲治措施,這些群體的有恃無恐,會帶來更多的麻煩,對社會將造成更多的危害。文物古玩是一個民族文化血脈,如果讓這些“毒瘤”給侵蝕和有目的的利用,那將是我們的悲哀。那么,“老鼠村”的現象將蔓延到整個體系。

  文博界有良知的專家學者也罷,民間務實的收藏家和研究者也罷,希望拋棄隔閡,共同發出聲音,起碼對那些不懂收藏而胡說八道的一些文化專家和一些媒體是一種矯正,對那些偽專家和偽藏家的偽言論是一種震懾。國家權威機構形象和收藏界務實派的形象是要靠大家共同樹立和打造,人多力量大,我們不單要保護和收藏到代的歷史文物,還要正確的傳播文化,關注并傳播正確的收藏理念。尤其在現在這樣一個黑白顛倒的收藏界,大家務實和客觀的聲音是必不可少的,是責任,也是義務。正確的收藏理念和良好的收藏環境需要好的引導,需要好輿論環境。否則那些偽專家、偽學者、偽藏家、國寶幫們的偽聲音在公眾媒體上喊上一百遍就會成為“真理”。那樣會坑害多少新入藏的民眾,也違背傳播收藏文化的真正意義。

  中國文物古玩鑒定的成熟發展,還有許多的路要走。鑒定是一個綜合體系,也講求術有專攻,光有理論知識遠遠不夠,還需要大量的實踐經驗和市場教訓(不痛則不智)的總結。在文物收藏領域,大量“論文”和“著作”堆砌出來的“專家學者”,如果沒有實踐中歷練出來的鑒定經驗,不但害了別人,也還害了自己。鑒定學不僅僅是理論學,鑒定學最重要的是辨偽學體系。它包含了歷史文化學、工藝學、美學、理論學、老化痕跡學(宏觀和微觀)、科技學(微量元素等)、仿造學、社會學、心里學等多個縱深領域。很多人之所以無法掌握真正的鑒定學,主要是涉及領域過多,沒有精力走向縱深,也沒有參與大量的社會實踐,更沒有進行認真的反思和總結。這也是造成現在誰都說了算,誰也說了不算的尷尬局面。一個文物鑒定專家,能搞通一兩個門類就已經很了不起了,什么都能鑒定的絕對是一樣都不精。文物古玩鑒定學不是“玄學”,它是實實在在的綜合體系學,是相互印證的科學。如果不能深刻認識到,我們的文物鑒定將一直糊涂下去。(黃晉培 本報記者王欣 胡耀鋒陶瓷酒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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